劉小兵

《長城簡史》（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出版）是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測繪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徐永清的新作。全書通過人文視角，聚焦長城的前世今生，從它最初的動議修建，到歷朝歷代的整體維護；從抵御外敵的強勢入侵，到長城與經濟社會的種種關聯。意蘊深長中，勾勒出一部史學性與科學性兼具的長城傳記。

徐永清寫長城，不追求研究方向和理論觀點上的鴻篇論證，也不拘泥于長城建筑形制、遺址存留方面的細節剖析。而是以線性紀實的方式，追懷長城的滄桑歷史，回顧長城建造以來，與之相關的重大事件和人物，在講史中傳播關于長城的科學知識。

長城維系著國運。全書認為，秦朝、漢朝和明朝，是歷史上修建和整飭長城最為集中的三個時期。而恰恰是這幾個朝代，相對來說，在整個封建時代，其綜合國力以及經濟實力，抑或是科技水平，相對來說，算是比較均衡穩定的時期。這也為它們開山辟路，大興土木，不惜以舉國之力修建或加固長城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而事實上，這幾個朝代為長城付出了多年甚至是幾代人的艱苦努力，在當時復雜多變的語境下，長城的修建，也的確在某種程度上，起到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軍事作用。與之相較的是，魏晉南北朝、五代十國這樣的亂世，卻由于山河破碎，各方勢力你爭我奪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當權者根本無暇顧及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，更遑論長城的修與建。這也從一個側面雄辯地說明，在古代，大致來說，國家興，則長城興；長城盛，反過來又會促進國家的強盛。從這個意義說，巍峨的長城，不單單是凝固的建筑，一磚一瓦、一墻一垛里，無一不勾聯著家國的命運。

長城是文明的產物。在作者眼里，無論是秦漢時期依據天險，依據陡峭的山勢構筑長城，還是明朝時創下建筑長城里程最長的記錄，都深刻地反映出農耕文明與北方草原文明的交融與碰撞。無論是修建材料的升級換代，還是建造水平的日益提升；也無論是建筑理念的與時俱進，還是筑造工藝的推陳出新，每一個朝代都或多或少，在迤邐的長城路上，留下了各自鮮明的印記。從秦漢時多以天然石質材料筑墻建垛，到明朝時有了特殊燒制的墻磚，這不僅是硬核科技的較量，更是一場經濟實力的PK。

書中，作者在講述長城歷史的同時，亦用辯證的觀點，剖析了長城的內在價值。應當說，從春秋戰國時代，各路諸侯紛紛修建城墻以限隔敵騎的行動，到歷朝歷代接續修建長城，最初萬里長城的軍事價值，還是得到了很好的彰顯。但是，隨著疆域的改變，長城的軍事價值卻日漸式微。比如，南宋時期，大部分國土已集中到南方地區，北方許多地方都被游牧民族占領，長城的天險作用其實已不復存在。又如，元朝時，疆域已遠遠拓展至長城之外，不必靠長城狹關自守以衛國土，在彼時，長城更多地變成了一種象征意味。到了工業文明時代，特別是火器的集中盛行，長城的軍事價值越發變得不再明顯。而其精神價值，卻在歲月的淘洗中，逐漸從臺后走向臺前，日見深沉地迸發出熠熠的光澤。長城，不但凝聚著中國人民的勤勞與智慧，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堅韌與頑強，展現出華夏兒女眾志成域的家國情懷。而且，在它身上所渙發出的自尊、自立、自強精神，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。

本書還以大量的筆墨，對修建長城作出過卓越貢獻的歷史人物，在條分縷析的講解中，表達了誠摯的敬意。今天，不忘他們的歷史功績，銘記他們所創下的千秋偉業，是為了更好地發揚長城精神，在新長征的道路上，書寫出新時代的輝煌。